满江红 自感

　　顺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围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势不可为，集诸将而语之曰：“吾誓与城为殉，然仑皇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副将军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当以同姓为吾后。吾上书太夫人，谱汝诸孙中。”

　　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遂为诸将所拥而行。至小东门，大兵如林而至，马副使鸣騄、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阁部也。”被执至南门。和硕豫亲王以先生呼之，劝之。忠烈大骂而死。初，忠烈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

　　或曰：“城之破也，有亲见忠烈青衣乌帽，乘白马，出天宁门投江死者，未尝殒于城中也。”自有是言，大江南北遂谓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师大起，皆托忠烈之名，仿佛陈涉之称项燕。吴中孙公兆奎以起兵不克，执至白下。经略洪承畴与之有旧，问曰：“先生在兵间，审知故扬州阁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公答曰：“经略从北来，审知故松山殉难督师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畴大恚，急呼麾下驱出斩之。

　　呜呼！神仙诡诞之说，谓颜太师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实未尝死。不知忠义者圣贤家法，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说，所谓为蛇画足。即如忠烈遗骸，不可问矣，百年而后，予登岭上，与客述忠烈遗言，无不泪下如雨，想见当日围城光景，此即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问其果解脱否也，而况冒其未死之名者哉？

　　墓旁有丹徒钱烈女之冢，亦以乙酉在扬，凡五死而得绝，特告其父母火之，无留骨秽地，扬人葬之于此。江右王猷定、关中黄遵严、粤东屈大均为作传、铭、哀词。

　　顾尚有未尽表章者：予闻忠烈兄弟，自翰林可程下，尚有数人，其后皆来江都省墓。适英、霍山师败，捕得冒称忠烈者，大将发至江都，令史氏男女来认之。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节，亦出视之。大将艳其色，欲强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时以其出于大将之所逼也，莫敢为之表章者。

　　呜呼！忠烈尝恨可程在北，当易姓之间，不能仗节，出疏纠之。岂知身后乃有弟妇，以女子而踵兄公之余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异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诸公，谅在从祀之列，当另为别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辈也。

　　文章先写史可法殉国的决心，接写史可法殉国的经过和在梅花岭上埋衣冠的原因，之后又写了史可法死后佚事和自己对于史可法忠烈爱国精神的无比崇敬。最后写了史可法的弟妇以死来反抗清大将逼迫的事实。文章所写内容头绪多，时间跨度大，但都用梅花岭一线贯穿起来，条理十分清楚。文中夹叙夹议，使立意更加明显，语言也很简炼。

　　文章第一段写史可法准备赴死。这一段着重写史可法要求部下帮他临期自杀以成“大节”一件事，文中极其简略地突出描写史可法的行为、语言。在“江都围急”、“势不可为”的情况下，他召集诸将表明自己“与城为殉”，宁死不做俘虏的决心。势危情急，史可法从容不迫，丝毫没有死的恐惧和生的留恋，这是因为他感到值得死，而且必须死，表现了他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及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当史德威慨然答应帮他自杀时，他一听则“喜”，要把史德威写成家谱，视为自己的儿子。文章正是用这些非同一般的行为、神态、语言等，刻划史可法的视节操胜于自己的生命。

　　第二段记叙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史可法城陷后“拔刀自裁”未成，“大呼德威”，德威大受感动，痛哭流涕而“不能执刃”，未得死；第二层写史可法壮烈就义。他抱定必死信念，被抓后怒视敌人，堂堂正正报出姓名，不听劝降，“大骂而死”，从正面表现了他的英勇气概；第三层写史可法遗言“死当葬梅花岭上”，史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于梅花岭。烈士的精神多么象梅花的芳香不染、冲风傲雪的崇高节操。死而求葬梅花岭，正说明了史可法高洁芳香的坚贞品质。点出梅花岭这个地点，尤其显得意味深长。

　　第三段写史可法死后影响，突出表现他死得伟大。包括传言史可法未死，英、霍山师托名起兵抗清以及吴中孙公兆奎讽刺洪承畴两个层次。史可法未死城中的传言亦有所据，有些野史即持此说。一开头写史可法未死的传言，表明了人们对史可法的深切热爱和怀念。史可法的精神激励着各地义军纷纷起而斗争。第二层次借孙兆奎被俘不屈，用史可法之死的话题讽刺大汉奸洪承畴的苟且偷生，和史可法形成鲜明对比。洪承畴问史可法“果死耶，抑未死耶”，孙兆奎亦明知故问，用同样的疑问句当面问洪承畴“果死耶，抑未死耶”，含意深长；史可法虽死，精神未死，虽死犹生；洪承畴虽未死，精神早死，虽生犹死！以反面的洪承畴衬托史可法的伟大。

　　文章第四段是议论，带有总结意味。以感慨语气，举颜真卿与文天祥这两个古代人物为例，说明肉体虽然会死，但精神可以不死。最后直接议论史可法之死的意义。“忠烈遗骸，不可问矣”，但“其气浩然，常留天地之间”，使“百年之后”登临梅花岭者，“无不泪下如雨”，倍受感动，就象亲见了烈士，“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词气之间，充满了对英雄的赞美。最后两句极其含蓄，表明烈士精神长存，不必计较于肉体的是否得到解脱。只要继承忠烈精神，也就不必定要假借烈士之名来行事。梅花岭上仅有史可法的衣冠冢，无烈士骨殖，故文章亦侧重于表彰史可法的精神，由此而生发出这一段关于肉体与精神的深刻议论。

　　《梅花岭记》一文章法严谨，全文紧扣史可法的英勇就义，并按就义前、就义时、就义后的顺序写，最后对就义加以议论，总结全文。文章处处照应梅花岭这个地点，注意选取史可法事迹中典型性的细节表现史可法的精神。文章议论显得比较含蓄，言近旨远，令人回味。

　　文章赞颂了史可法忠于职守、慷慨就义的高贵品质和广大爱国群众反抗强暴、誓死不屈的崇高气节，并对洪承畴之类的汉奸作了无情的讽刺，抒发了作者的民族意识。主题明确，感情深沉，寓褒贬于客观叙述之中，语言含蓄精练，富有感染力。严酷的文网迫使作者避实就虚，巧构思，精剪裁，对史可法的战斗经过简略记述，而用大量篇幅记述其语言、行动和有关传说，通过正面描写和侧面烘托陪衬的方法，以塑造抗清义士的高大形象。文章叙议结合，记叙部分以突出史可法的民族气节，生动传神；议论的文字则揭示其殉难的意义，深化了文章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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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史蘧庵先生招饮，即用先生《喜余归自吴阊》过访原韵。

分手柳花天，雪向晴窗飘落。转眼葵肌初绣，又红欹栏角。
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话到英雄失路，忽凉风索索。

　　上片描写春至夏的自然景象。开头“分手柳花天”两句，追记作者和史蘧庵分别时的情景，起两句不是单纯看作描写春日穹怎飞舞的自然风光，而是借咏柳花以抒离别之情。“转眼葵肌初绣”两句，画面由春日的风光变换成夏天的景象，“葵肌初绣”形容初开的向日葵花，犹如绣成的一朵美丽的鲜花，词人从分别到归来，转眼之间，不觉过了一个季节，春光已消逝，夏日早降临，一株株向日葵绽开了花朵，而庭院栏干转角处的红花正在盛开。上片侧疏于写景，但作者所要表达的真实感情没有透露，这就构成下片抒情的重点。

　　下片抒发怀才不遇的无限感慨，话音一转，即由时间的流动写到时事的变迁。换头“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两句抒情，“吾徒犹昨”是指作者与史可程辈依然如故，他们两人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有着共同的侘傺身世遭遇，尤其是陈维崧入清后，长期不得志，饥驱四方，备尝颠沛流离之苦，他曾在《贺新郎》词中感叹：“自古道，才人无命。”所以这里的“只吾徙犹昨”一句蕴含着怀才不遇的高级牢骚，不过措词宛转，没有直率地表达出来。

　　结尾“话到”两句，纵笔抒怀，而在景中寓情，感慨不尽。英雄失路，反映了作者长期不入仕宦的压抑心态，他曾在《贺新郎》词中写过“话到英雄方失志”的句子，可见这种不得进身的悲愤已积淀在他的心灵深处，并非一时信口的牢骚。末二句以煨结情，合思深沉，从平叙中显示出一股内在的感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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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自北门桥西行二里，得小仓山，山自二凉胚胎，分两岭而下，尽桥而止。蜿蜒狭长，中有二池水田，俗号干河沿。河未干时，二凉山为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称金陵之胜者，南曰雨花台，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钟山，东曰冶城，东北曰孝陵，曰鸡鸣寺。登小仓山，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云烟之变，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

　　康熙时，织造隋公当山之北巅，构堂皇，缭垣牖，树之荻千章，桂千畦，都人游者，翕然盛一时，号曰随园。因其姓也。后三十年，余宰江宁，园倾且颓弛，其室为酒肆，舆台嚾呶，禽鸟厌之不肯妪伏，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余恻然而悲，问其值，曰三百金，购以月俸。茨墙剪园，易檐改途。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宧窔。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

　　落成叹曰：“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则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书史居随园。闻之苏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则余之仕与不仕，与居兹园之久与不久，亦随之而已。夫两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胜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园，园之奇，可以见矣。

　　己巳三月记。

　　《随园记》写于1749年（乾隆十四年）。1745年（乾隆十年），袁枚买下了原江宁织造隋赫德的隋园。加以葺治，改名随园。1748年（乾隆十三年），他辞官居园中。从此以后，退出仕途，徜徉于山水烟霞之中，吟诗作文，结交士子权贵，几乎长达半个世纪。

　　随园的兴建，主要出自建筑家武龙台的手笔，但全园的布局均出自袁枚的策划。这篇园记没有细讲园景，只是记叙治园的经过与取园名“随”的含义，而这些正是随园布局的主导思想。袁枚后来又作了多篇记文，主要也是记述自己享受山水之乐的感受及因此而产生的对人世变化的喟叹。

　　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作者的趣味，表现了作者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下的生活的憧憬。

　　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绘人物。这种相体运笔的方法，正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承。

　　余年来观瀑屡矣，至峡江寺而意难决舍，则飞泉一亭为之也。

　　凡人之情，其目悦，其体不适，势不能久留。天台之瀑，离寺百步，雁宕瀑旁无寺。他若匡庐，若罗浮，若青田之石门，瀑未尝不奇，而游者皆暴日中，踞危崖，不得从容以观，如倾盖交，虽欢易别。

　　惟粤东峡山，高不过里许，而磴级纡曲，古松张覆，骄阳不炙。过石桥，有三奇树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结为一。凡树皆根合而枝分，此独根分而枝合，奇已。

　　登山大半，飞瀑雷震，从空而下。瀑旁有室，即飞泉亭也。纵横丈馀，八窗明净，闭窗瀑闻，开窗瀑至。人可坐可卧，可箕踞，可偃仰，可放笔研，可瀹茗置饮，以人之逸，待水之劳，取九天银河，置几席间作玩。当时建此亭者，其仙乎！

　　僧澄波善弈，余命霞裳与之对枰。于是水声、棋声、松声、鸟声，参错并奏。顷之，又有曳杖声从云中来者，则老僧怀远抱诗集尺许，来索余序。于是吟咏之声又复大作。天籁人籁，合同而化。不图观瀑之娱，一至于斯，亭之功大矣！

　　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宿带玉堂。正对南山，云树蓊郁，中隔长江，风帆往来，妙无一人肯泊岸来此寺者。僧告余曰：“峡江寺俗名飞来寺。”余笑曰：“寺何能飞？惟他日余之魂梦或飞来耳！”僧曰：“无征不信。公爱之，何不记之！”余曰：“诺。”已遂述数行，一以自存，一以与僧。

　　文章作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时袁枚往广东肇庆探望弟弟袁树，途经峡江寺。

　　峡江寺在广东清远县城北中宿峡后峡山上，建于南朝梁武帝时，初名正德寺。又传轩辕黄帝二庶子太禺与仲阳化为神人，将安徽舒城上元延祚寺在一个风雨之夜飞携此处，故又名飞来寺。寺后有飞泉亭。亭临水崖，疏槛面江，众木蓊郁，游人稀少。

　　游记最忌平均用笔，拉杂而书，犹如流水帐、日程表、好的游记善于发掘景色独特之处，从主观上去认识与适应客观世界，使读者相会于心。峡山飞泉，正如袁枚文中所说，没有什么奇特，难与天台、雁荡瀑布比肩。但袁枚通过自己的感受，从“游趣”出发，挖掘平淡中的奇异，舍瀑布而记亭，逐一展示亭的好处：先写亭能遮阴，得从客观瀑；接写亭的环境，以景物衬托亭的幽雅；再写亭子本身，“闭窗瀑闻，开窗瀑至”，可自由自在地在亭内休憩赏玩，从而又引出在亭内下棋、吟诗之悠闲容与。这样，全文通灵活透，完美地把风景的秀丽与游人的心理结合消融在一起。宣扬了以逸待劳，以旁观的态度欣赏风云变幻，而又愿把自己与天地同化的思想，有丰富的哲理。

道是南风竟北风，敢将蹭蹬怨天公。
男儿要展回天策，都在千盘百折中。

　　前两句写韩江之曲折和对待态度。“南风”、“北风”，从文字上看是自然界的风，从整首诗意来理解，是暗指朝廷的所作所为变化莫测。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酿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丘逢甲越来越看清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本质。“道是南风竟北风’’喻国内外时势变化不定，清政府种种暴行逆施令人不满。“蹭蹬”喻诗人失意、空虚，难有作为。诗人十三年前抗日保台失败，受到遭折，现在见清政府又腐败无能，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又未能取得胜利，丘逢甲仍在担忧着中国的前途。所以，这时他内心有失意、空虚之感。

　　后两句写前途多磨，望人民有志。“男儿要展回天策，都在千盘百折中。”在世界上要成就一番大业，没有平坦笔直的大道可走，必然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这两句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这一人生哲理，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准备迎难而上，“要展回天策”的韧性战斗、顽强毅力和坚定信念。“千盘百折”，事物多磨折。丘逢甲心中始终叨念着祖国的统一，台湾的光复，叨念着祖国的前途命运。

　　这首诗句句明白畅晓，不用僻典套语，二十八个字都从心底发出，这便是他和黄遵宪所提倡的“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口号的实践，和当时盛行诗坛的所谓“同光体”是有本质上之不同的。被梁启超推为“诗界革命一巨子”的丘逢甲，其诗歌熔沉郁悲凉与金戈铁马于一炉．又有通俗化、散文化的趋向。这首七言绝句，也大致体现了他的基本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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